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中国崩溃论”就是个国际笑话

  胡鞍钢:中国学者不能只做跟随者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构建出一个‘中国学派’。”

胡鞍钢。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胡鞍钢。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胡鞍钢是中国知名的国情研究专家,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政策这一类问题上,公众总能听到他的声音。

  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评价胡鞍钢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这样准确地预测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并认为“他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

  尽管胡鞍钢的观点经常引发广泛的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信心。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学者面临的历史机遇。

  “中国学者不能只做复制者、跟随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竞争,对中国经验进行专业化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国情研究是在读一部“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国情研究,这和传统的学科划分不太一样,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这门学科?

  胡鞍钢:我所从事的国情研究,在国际上称为“当代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学”,以当代中国发展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某一学科领域为对象的研究,如经济学、政治学等,而国情研究是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一个特定对象的研究。

  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又成为“显学”或热门研究领域,这与中国迅速崛起直接相关,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已经国际化、全球化。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国情呢?因为这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适宜发展目标、拟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重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重大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的失败。

  我从事国情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近十几年我特别关注中国发展成功背后的政治原因,这与我一直在参与中国发展规划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个人经历和体会密切相关,也与我撰写《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系列的研究过程密切相关。

  不过,国情研究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复杂得多,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在国内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人也是深有体会。所以,我常把它比喻为读一部“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有一本书,叫《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书中谈到了应当如何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

  胡鞍钢:是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经历了多重转型。研究当代中国,本质上就是要真正了解、深刻认识和历史总结中国社会多重转型的动因、历程、得失和前景。

  对这样规模巨大、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认识和解读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冲突、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人们研究中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因此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不管是哪一种结论,都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实践检验和中国转型的历史检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曾经热闹一时的论点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尘埃,只有极少数的认识和观点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能够成为历史的真知灼见。

  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大多数的思路都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很难形成全方位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综合的分析框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仅要看树木,也要看森林;不仅要看今天的中国,也要看昨天的中国,更要预见明天的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进行国际上的横向比较,从外部看中国。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进行的国情研究,是建立在三个“真”的基础上的,即研究对象是“真世界”,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结果是提出“真办法”,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

  “中国崩溃论”就是个国际笑话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西方有一些学者总是预测中国会崩溃。当然,这些预言最后都没有应验。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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