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大”袁诚家凭什么申请37亿巨额国家赔偿?(2)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出具的一份《袁诚家、谢艳敏申请国家赔偿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中看到,专家认为二审判决确定返还的17家涉案企业在政府监管期间以及被处置后由他人经营期间已经产生的收益应依法返还,还对申请人转让的企业是否有效等9项问题给出了意见。参与该意见书签名的包括高铭暄、陈光中、赵秉志、马怀德等9位法学专家。

  “如果侦查阶段的确违法处置了,那么企业及企业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就应该获得赔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参与起草国家赔偿法的应松年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至于应该返还的钱款,利息损失是不是从被查封、扣押、冻结之日算起,“得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国家赔偿日益完善,产权保护不再是难题

  “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有时候企业、资产是不是涉案很难界定,但一上来全扣了,这样处理还是很模糊的。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老板一被抓,再加上处置不当,企业也就黄了,对产权的保护不够。”王殿学律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在以往的案件中,违规处置涉案财物资产、涉案财物管理混乱的现象也常常能看到,这些问题背后就可能存在利益驱使的原因。”王殿学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说:“原来谁扣的归谁,用于抵顶政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后来实行收支两条线,收了要上缴,办案经费由专门财政来支出,但在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过程中,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又同时实行了按比例返还,也就是说办案机关查的越多、扣的越多、上缴的越多,返还的就越多。”

  王殿学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了他曾代理的吉林牟洋案。2004年,吉林警方在侦查一起偷税案件期间,扣押商人牟洋2000余万元资金,牟洋随后获罪并被判处罚金、没收非法所得等。判决生效后,牟洋认为吉林警方多扣押的2020万元应该返还给他,但他发现,2004年7月,吉林省公安厅将扣押他及他公司财产中的2020万元,以罚没的形式上缴到了吉林省财政厅的罚没账户。

  这笔钱牟洋要了10多年都没有结果。2016年1月,张信哲,牟洋向最高法提起了国家赔偿申请。后来,最高法做出国家赔偿决定,由吉林省公安厅返还牟洋20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730万元。

  “很多时候,当事人也不知道应该申请国家赔偿,比如牟洋案,他之前就一直以个人的方式索要,提起国家赔偿后,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王殿学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产权保护意识习惯性地偏低,甚至有些企业家被抓,只要人能取保就行,财产、钱就都不太考虑了,自己不重视,侦查机关有时候也不太重视这块。而且,目前缺乏明确的追责机制,因为对涉案财产处置不当被处罚的案例很少能见到。”

  应松年认为,经历近年来的两次修正后,针对国家赔偿法进一步完善的讨论仍然比较多。其中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是归责原则。目前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违法的归责原则,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以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为衡量标准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长期的实践发现,有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也有过错行为造成的侵害,国家机关只要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就应该赔偿。而且不只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公民的任何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损害时,都应该有得到国家赔偿的制度保障。

  “这些年对民营企业的资产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事人可能只有一个公司涉嫌犯罪,但侦查机关可能会把他名下的公司都查封了。对此,不少企业家缺乏安全感,他们经常跟我表示担忧。”一位资深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十八大以来,中央着力解决产权保护问题,以更有效的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

  “中央保护产权的决心和力度很大,甚至都有些‘没想到’。我们也感受到近几年来保护产权的法治环境越来越好,可以说,只要有法律依据,只要进入法律程序,就能依法保护合法产权。”王殿学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近年中央保护产权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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